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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周维先         ★★★ 【字体:
周维先
作者:周维先    作家风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564    更新时间:2013/7/7    

 

周维先:魂牵梦萦鄂尔多斯

连云港日报记者  王艳

    初冬时节,气候逐渐寒冷,周维先长达60万字的长篇电视小说《鄂尔多斯婚礼》给港城带来一股暖流,至情至性的人间大爱,感动了尘世中的你我他。

     作为我省文联晚霞文库今年出版的惟一一部著作,《鄂尔多斯婚礼》带着浓浓的民族风情来到广大读者面前,作者以更加成熟、理性的视角,展现了那个特定年代一对恋人的悲欢离合,汉蒙文化的碰撞交融。采访中,周维先讲述了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的前世今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走进他内心世界的大门。

                鄂尔多斯,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

     翻开散发着墨香的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周维先一段独白:“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我追寻生命的原始。在精神的王国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测的大海,不源于雷电中野性的山林,艳阳下蛮荒的原野。生命始于爱。爱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于是有了你,有了我,有了关于爱和恨的戏剧。”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块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世界。鄂尔多斯就是周维先内心的这块地方:“鄂尔多斯,是我受伤最重的地方,也是我一生一世都回味不尽的去处。我曾背对故乡,把青春慷慨地泼洒在大漠草原长河落日之间。而它,也将最炽热的爱,最钻心的痛,一起刻在了我的心灵深处。它把我捧上云端七年,又一鞭子打入炼狱里七年。当我决然离去时,心中的感情早已绞成一团乱麻。我不知道究竟该爱它还是恨它?”书中自序的这段话,足以窥见15年内蒙生活在周维先人生中留下的深刻印记。1958年,周维先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来到了鄂尔多斯业大、师范、师专任教,1963年调入内蒙古伊克昭盟文联。直到1973年,周维先才返回江苏。

   从内蒙回来后,周维先又去过两次,一次为平反,一次是参加校庆。每次匆匆来过,他的内心却久久难以平静,“关山遥隔的时日愈加久远,那迫使我丧尽尊严的痛,竟随着岁月的云烟一起散去,而令我魂不守舍的爱,却历久弥深……三十年过去了,纵然远在天涯,走进它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却把它当做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

   直到1999年,已年过六旬的周维先携妻子,与电视剧《小萝卜头》导演李路一起重返鄂尔多斯。在黄河边,他重温了在大树湾在二河滩在三顷地,唱着悠长伤感的《王爱召》,与黄河朝夕相对耳鬓厮磨的感觉,仿佛回到了1958年的那个秋天,独自踏上十里明沙的情景。随后,在与文艺界劫后余生的老友、素昧平生的南京知青畅谈时,回首当年,每个人都讲到泣不成声,在场者潸然泪下。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部荡气回肠的书。

   “这次重回内蒙,许多老东西激发了我的回忆,新东西又萌生感觉,产生了动笔创作的念头。”周维先说,“创作之初,就是想写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下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书中处处都有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2000年春,周维先开始写作,到这年秋天已经成稿。当时,他还不会用电脑,先写好手稿再请人打印。2005年,《扬子晚报》对这部作品压缩版进行了连载。

             孤独写作,作家独特的情感宣泄

  “倾听人民的心声,抒发时代的情感,描写人性的善恶,是文学的社会责任。”周维先表示,对作家来说,写作是与精神世界交流的惟一方式,作家并不害怕孤独,因为那是在吐露自己的心声,是一种别人无法得到的情感宣泄方式。 “以前是要我写,而这部作品是我要写。”周维先坦言,以前的作品或领导安排,或朋友约稿,而这部长达30章,60多万字的电视小说,是完全出自内心的召唤,令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像着了魔似地跟着感觉走,一场让世人为之动容的旷世之恋就这样滚滚而来,喷薄而出。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有的人沦落了,有的人挣扎反抗。书中描写的是一群坚守的人,阿丽玛、吴天然、吴天然父亲吴千里等,他们受到命运的嘲弄,生活支离破碎,却始终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找到了许多人穷其一生无法得到的那种大爱。而吴天然的第一任妻子林媛是位机会主义者,感情和婚姻随着政治风向转移,人已经被异化了。”

    “林媛的做法,让人想起现代社会,人们追逐金钱、财富、权力,很多人的结合是政治、利益结合,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周维先说,有位内蒙的老朋友读完原稿后哭了四次,我问他为谁而哭,他感叹道:“为自己。我什么都得到了,惟独没有得到这样的爱情。”

      “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人性中的恶被完全释放出来。牧民乌里季是位孤儿,被通人性的母狼养大,拥有赤诚、狂野不羁的性格,因为喜欢阿丽玛又得不到,最后在政治斗争中,对阿丽玛的母亲图门伺机报复,将老人拉出来批斗、审判。” “我在书中并非去谴责人性中的恶,而是人有时候难以规避。金陵歌舞团党总支书记苏铁根出于对吴天然才华和美满家庭的嫉恨,将其打成极右分子,夺其妻子。他临终前向吴天然忏悔:我这辈子最大的错事,就是将你打成右派。鸿嘎鲁歌舞团的金花,因为自己的A角被B角阿丽玛顶替,怀恨在心,一辈子都在报复她。” 这些故事情节并非虚构,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事。内蒙古最出色的女舞蹈家斯琴塔尔哈曾经为周维先的剧作《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编过舞蹈。她讲述了一件文革中经历的惨事,红卫兵把她的孩子抱到隔壁,不让喂奶,不择手段地逼迫她交代所谓的反党叛国罪行,听着孩子一声声哭喊,一个母亲的心都碎了。周维先将这些情节反映在阿丽玛身上。

     《鄂尔多斯婚礼》还是周维先1979年创作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序曲。当时,“伤痕文学”刚刚兴起,人们争相阅读各种反思题材的文学作品。周维先的这部作品刊出后,收到全国各地的数百封读者来信,编辑部将其中100多封信卷成一卷寄给他。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选中了《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开拍。

     “当时心里很是得意,把张洁都比下去了。”至今回忆起这件事,周维先还很兴奋,当时长影拿到了四个反右派的剧本,其中,有知名作家张洁的《手帕上的红叶》。遗憾的是,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初期,政治气氛仍比较紧张,两次停拍,最终未能成片。

             汉蒙文化,交融碰撞的瑰丽画卷

   江苏吴越文化与内蒙文化的碰撞、融合,是贯穿整部书的一条暗线。

   “南京、鄂尔多斯,两个地方相隔千里,却因一对恋人发生了联系,让两地文化发生碰撞、融合。”多年的内蒙生活经历,周维先对这个地方有着深刻地理解,“蒙古族对中华大家庭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蒙汉通婚在当地也比较多,很多会汉语。”

   鄂尔多斯素有“歌海”之称,民歌在鄂尔多斯人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其中,经过长期演变发展,形成盅碗舞、筷子舞、安代舞等蒙古族舞蹈。例如,盅碗舞的舞者将一摞彩瓷碗顶在头上,两手各夹两个酒盅,随着节奏缓缓耸动肩膀,敲击手中的酒盅。在鄂尔多斯工作期间,周维先就接触到很多当地民歌,朋友还赠送了一本《鄂尔多斯民歌集》,书中引用的大量民歌反映当地的风土人情。基本来源于此。

    “通过一个民间舞蹈家更能体现和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图门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周维先的笔下,图门曾经是阿尔巴斯草原的盅碗舞王,对舞蹈的见地丝毫不逊于专业舞蹈家。在书的开头,阿丽玛和妹妹就围着炉火,听母亲图门讲述成吉思汗和小青马的故事。她曾对南京来的吴天然说,“我们阿尔巴斯的舞都跟灵魂有关。没有灵魂的舞是不会打动人心的,你说是吗?” “我希望能在书中展现蒙古族的文化,在荒凉的大草原上,他们放牧为生,逐水草而居,歌舞是他们宣泄内心情感,排解孤独、寂寞的一种方式。”周维先说,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歌曲相比,蒙古族民歌给人的感觉是悲凉、伤感、忧郁,有的歌曲能让听者泪流满面。

   书中,吴天然儿子吴大宝后来也以知青身份来到了鄂尔多斯,与一位蒙古女子相知相爱,结婚生子,留在了大草原。这个人物原型就是导演李路的舅舅王强。两年前,周维先去南京开文代会,遇到了这群曾在内蒙生活的南京知青。那天,王强哼唱一首关于母亲的蒙古长调,没有一句歌词,单是低沉哀伤的吟唱,就让在座的人流出眼泪。

   一言以蔽之,描写人间大爱,是周维先作品的永恒主题。他坦言,随着时代的变迁,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却感到真爱难觅。横行无忌的物欲把人们的精神世界推向荒漠化的边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无法规避的严峻课题。周维先希望同行们通过作品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把匆匆赶路时丢在身后的灵魂找回来。

(责任编辑:王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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